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央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1972年7月出生，黑龙江黑河人，博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年8月至2016年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2016年10月至2018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2018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2022年5月免职。
另据消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公开资料显示，邹澜在金融市场司历任副巡视员、副司长、司长等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曾在2021年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是货币政策的“总闸门”、金融风险的“总关口”，承担的很多金融服务职能、管理的很多金融基础设施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一旦发生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问题，必然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徐加爱说，央行系统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特点包括： - 牵线搭桥，通过利益输送造成风险损失； - 近水楼台，收受、截留、违规兑换纪念币、纪念钞，侵害公众利益； - 打着人民银行“金字招牌”搞非法集资，形成涉众金融风险隐患； - “靠金生金”“靠企吃企”，牟取私利； - 通过政商旋转门实现利益输送。
此前，孙国峰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18年4月3日刊发的工作论文《存款利率零下限与负利率传导机制》中提到，央行数字货币有利实施负利率政策，从而促进消费。他认为，回报不确定性的升高，居民部门的工资收入减少，会导致降低消费。而如果存款利率突破零下限则担心居民将存款转换为现金，以规避负利率的影响。由于现金是零利率，会阻碍存款利率向下突破零下限。
但孙国峰认为，存款大规模被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很小。他表示，居民是否会将存款大规模转换为现金取决于存款负利率和持有现金成本的比较。持有现金成本取决于存储、运输、保险、交易等成本。在实践中，出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考虑，主要经济体央行不发行大额现金。与居民持有现金的成本相比，即使激进的存款负利率，比如-2%，也不会引起存款大规模转移为现金。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是大势所趋，央行在需要时可以将数字货币利率设为负值，因此未来数字货币替代现金将从机制上解决居民提取现金对负利率政策的制约问题。中央银行为了推动存款利率突破零下限，需要将政策利率，也就是中央银行某种资产的利率定为负值，而这会导致中央银行资产利率低于负债利率而出现亏损。因此，有力的负利率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必然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以替代现金，并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利率设为负值。
孙国峰认为，负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常规货币政策并不一致。央行对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最大顾虑在于其对银行盈利能力和信贷供给的影响。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银行有能力对存款实施负利率。如果银行端的利率传导是畅通的，存款利率可以有效穿透零利率区间，足够强力的负利率政策可以有效稳定信贷供给，有利于抵御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当未来全球再次遭遇通缩型衰退时，突破存款利率零下限的负利率政策可能成为重要的应对手段。如果负利率政策是有效的，零利率不再成为下限，中央银行就不需要提高通货膨胀目标为防止利率触及零下限留出空间，相反，中央银行调低通货膨胀目标具备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