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第五条中提出了“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第十四项，标志着农业信息化被提升到了顶层设计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央着眼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前瞻性部署。2018年，中央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的目标，在2019年，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的任务。而在2020年和2021年的“一号文件”中，也相应地要求“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此外，国务院和农业农村部也相继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专项政策，初步形成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框架。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主要标志的乡村振兴，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达到了36%。数字技术能够通过自身扩散效应、普惠效应以及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有效地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核心驱动力。
数字技术对农村地区金融的普及，可以有效地缓解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科技的双重排斥。2021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目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着交易成本低、普惠性广、审批时间短、地理可行性强等优势，能够降低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为产业兴旺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信贷资金支持。此外，数字技术的运用还有助于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农业贷”等新型产品创新和风险控制所需的大数据积累。例如，银行可以安装基于数字技术的电子账本，实时记录蔬菜交易数量和金额等信息，并对农户进行授信。未来，还需要解决农户金融素养水平低、金融可行能力弱等问题，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效力发挥。
数字技术也已经在农产品的销售端得到了有效的运用，例如淘宝村、微商村、直播村等农村电商模式。但是，要保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存在相关的农产品质量标准。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当前我国县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仅有17.2%。数字技术可以对土地质量、化肥农药用量、金属含量等进行跟踪、追溯和评价，从而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质优则价优，价优则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例如，可以利用GIS数字技术对蔬菜大棚进行定位和编码，实行网格化管理和监管员抽检制度，有效确保农产品质量。
数字技术还可以打通城乡之间的联系桥梁，促进城乡之间资金、人才、技术、观念和组织形态等要素的双向流动。探索数字技术的城乡融合模式，并且依托电商、视频等网络平台开发观光、休闲、养生、旅游度假等产品。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等消费数据，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数字技术的驱动下，乡村正在成为一个新兴地理空间，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新的契机。
“大国小农”是我国“三农”工作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小生产者与大市场之间存在衔接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