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穆长春的阐述可见,中国监管部门在数字货币的角色定位和组织架构上进行了深思熟虑,表现出了开放务实的态度。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和实践充分考虑了国家情况,从投放模式到账户结构的设计,再到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的用户体验,都体现出了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和把握,以及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投放的信心。
在角色定位和体系设计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的运行模式将充分适应国家情况,发挥安全便捷的流通优势,并避免对现行经济运行方式产生负面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需求是在小额零售高频支付场景中,它将满足便携匿名的现金替代功能,并通过分布式账户等技术支持有效避免伪造洗钱等流通风险。当前中国各类网络支付手段快捷可靠,普及率极高,支付效率和更新速度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1、M2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将远远小于替代M0,会造成支付系统和运行资源的浪费。替换M1、M2还会复杂化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并对银行存款和信贷市场产生影响,可能造成金融脱媒和货币超发等问题。
央行数字货币的体系设计采用了“中央银行-代理投放的商业机构”的双层模式,既能保证现有货币体系中债权债务关系的纯粹性,又能通过商业机构实现数字货币的广泛覆盖。央行在货币流通中保持权威地位,并通过背书的信用优势抑制私有数字货币的流通,巩固了国家的货币主权。
央行对数字货币采取了规矩束缚和激励创新的态度。在技术路线上,央行保持中性态度,鼓励不同技术体系的协同发展,以释放创新活力。
面对全球数字货币的崛起,监管机构应站在国家利益的制高点,主动引导和鼓励区块链领域的创新。他们应该从理论研究中跳脱出来,通过授权国内高端区块链技术企业试点运行,真正将数字货币推进落实。
在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威胁面前,央行主动适应调整,鼓励创新,保护数字货币的探索和成长。中国监管部门在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立足国家情况,抓住安全底线和技术细节,体现了对数字货币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把握。可以预见,在移动支付领域的优势基础上,中国将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数字货币领域取得国际领先地位。